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1789年5月5日（Auguste Couder，1839年）
贫穷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和一个不再匮乏的世界的承诺An End to Povert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mise of a World Beyond Want作者：盖瑞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与经济中心，伦敦大学玛利皇后学院历史学院）
引用：Stedman Jones, G. (2005), An end to povert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mise of a world beyond want. Historical Research, 78: 193-207.
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第一个富足世界的可信构想。在那里，生命中的不幸不再使人们深陷长期贫困和极端匮乏。这个构想不是中世纪的“安乐乡”（cockaigne），家禽满天飞，抓来就能吃。这个构想也不是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乌托邦”的更新版本。18世纪90年代提出的既不是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愿景，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既不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末世论的财产共同体。肯定会有重新分配，但要有分寸，要适度，循序渐进。这是对18世纪进程和契机的乐观推断。这种愿景描绘了全新的社会安排，它将成为和平之地的“新亚当”。“法国大革命”迎来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正从西欧和美国向外扩展。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说，英国人变成了“世界公民”，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再目睹老人被送进救济院，年轻人被送上绞刑架；在这个社会里，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孤儿、单亲孩子、失业者、病人和老人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权利。著名的哲学家、有远见的数学家、“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Girondins）的重要成员孔多塞（Antoine-Nicolas de Condorcet）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中概述了这种乐观愿景的原因。1793年10月4日，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la Terreur）已经开始，孔多塞在 躲避当局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年3月，孔多塞死于牢房，一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出版了这本书。孔多塞认为：“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接近人类的伟大革命。近年的努力，是为了人类的荣誉和自由，而不是为了一己的幸福。”现代的历史已经为人类的物质和社会前景的巨大变化做好了准备。孔多塞反对贫与富是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很大程度上，不平等应归咎于“眼下社会艺术的不完善之处”。“社会艺术的最终结局”是“真正的平等”——“消除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每个国家内部共同进步”。孔多塞设想，在法国之外，奴隶制将被废除，殖民地将独立，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将开始。亚洲和非洲将摆脱“我们的贸易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对另一种肤色或信仰的凶残蔑视，我们的蛮夺无礼”。最终，即使是野蛮部落和“除了武力之外一无所知的征服部落”也会变为“文明国度”。孔多塞提出的“各国内部平等”之提议最有特色。孔多塞指出，在“受启蒙民族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中，“大量的个人”几乎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劳动或投资资本的利息，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他们的生计“更像是终身年金，只是它更依赖机会”。“那么，在这里”，他写道，“因此，这里是不平等、依赖甚至痛苦的必然原因，它无休止地威胁着我们社会中最多和最活跃的阶级。”但这种不平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老年人的生计可以“部分依赖他们自己的储蓄，部分依赖其他做出同样支出的人的储蓄，但他们在需要获得回报之前就死了”。一个类似的原则可以通过确保孤儿寡母获得同等的收入：“对那些无论何时家庭受挫的人来说，收入是一样的，开销也是一样的”。儿童在开始工作和建立家庭的年龄，可以得到充分使其劳动的必要资本。1792年2月出版的潘恩著作《人权论》（Rights of Man）第二部分提出了这种计划在英国的实际应用，并提出一套详细的建议，以基于税收的全民保险制度消除贫困。潘恩认为，目前用于资助战争国家的消费税和其他购买税，应该转而用于消除长期贫困，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在大家庭中“抚养孩子的费用”高昂；第二，年老时体力和就业能力减弱。与孔多塞一样，潘恩强调教育在任何社会改善计划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应向每名14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每年4英镑的补助金，用于学校教育，并向所有50岁或60岁以上的人提供每年6至10英镑的养老金。其他建议包括一次性补助金，以帮助结婚、生育、丧葬、为年轻移民和临时穷人提供住所，以及为最新的和平状态而解散的士兵和水手提供津贴。还增加了死亡税，以减少长子继承权所造成的不平等。孔多塞和潘恩的提议之间存在某种容易被忽视的相似性。有关“法国大革命”辩论的标准说法要么限制在1791年至1792年间（伯克和潘恩之间），要么限制在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纠正了孔多塞和威廉·戈德温的愿景）。这些说法反过来加强了人们对18世纪90年代的传统印象，即伯克对英国宪法的天才辩护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则击败了完美乌托邦式的疯狂构想。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祝活动上对密特朗总统说的那样：“咱们有《大宪章》。”但是，这种说法有误导性。潘恩所谓的“社会章节”不是对伯克的回答。它是对之前关于“政府的新旧制度”一章的补充，专门针对法国最著名的革命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的作者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
《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马尔萨斯论文的副标题“对戈德温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构想的评论”也误导性地暗示这些思想家拥有类似的乌托邦假设。孔多塞认为，医学和“社会艺术”方面的科学进步能提高预期寿命，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期望，正如后来19世纪所表明的那样。另一方面，戈德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认为，进步意味着对物质的精神控制越来越强，最终将导致死亡的消亡。更直接地说，戈德温和孔多塞对商业社会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戈德温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公正和贪婪的根源。与卢梭一样，他把商业和奢侈品与不平等、与人口减少联系起来。但是，对他来说，商业社会只是迈向真正平等主义文明的一个短暂阶段，对利益的热爱最终会让位于对正义，让位于自愿放弃私人财富的非个人热爱。孔多塞不是卢梭的弟子，而是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弟子。我们看到，孔多塞把他对日益平等的期望与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结合起来，摆脱贵族和神职人员的遗产。马尔萨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孔多塞的论点。他的目标几乎就是戈德温。潘恩和孔多塞达成共识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合作。合作始于1791年6月21日国王出逃并在瓦雷讷（Varennes）被捕，尔后走向共和。合作结束于1793年6月2日，当时孔多塞和潘恩与吉伦特派的代表一道被逐出议会并被逮捕。
《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在瓦雷讷被逮捕》（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Falcon Marshall，1818-1878）
两人都赞同一种新形式的共和主义，这种共和主义发端于18世纪最后三十年的政治思想。首先，通过统计资料和概率数学的结合，更有信心控制机会和未来了。其次，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对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商业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法国，1774年至1776年杜尔哥试图进行自由主义改革。最后，在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对上述每个出发点的理解都发生了极端化的变化。孔多塞所说的“概率计算”将他对未来的信心建立在这种知识形式的可能性之上。孔多塞开始认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信念，即所有的真理，甚至是数学真理，都不过是概率。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对怀疑论的让步。和休谟一样，孔多塞并不怀疑必然性的现实，只是怀疑我们认识它的可能性。在道德科学中，承认所有真理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可能的，就可以在人类事务的知识中引入精确性，以取代“由迷信和暴政种下的偏见”。尤其，这种概率论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被称为社会保险的东西。在社会保险中，问题在于将各种现有的、但不全面的做法转变为一个真正全面的框架。孔多塞在他的构想中大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概率计算”应该成为一种减轻不平等的手段：“对少数人和对整个社会都大有裨益，并借此防止那些周期性的灾难，那些侵袭、击毁了如此多家庭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正是痛苦和折磨的普遍来源。”潘恩不是统计学专家，但他的提议基于统计学假设。他认为他的养老金计划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事业，他把领取者在工作期间缴纳的税款想象成一种通胀：“只不过是他们支付的本钱的法定利息罢了。”
孔多塞提议的社会保险涉及在死亡率统计的基础上将概率数学应用于预期寿命的问题。但是，该提议预设了一套不言而喻的程序组合，并不像它最初看起来那么简单。直到1750年左右，社会保险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概率数学方面的先驱工作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帕斯卡尔（Pascal）、费马（Fermat）、惠更斯（Huygens）和德维特（de Witt）。但是，他们思考的是彩票、掷硬币和博弈游戏中遇到的问题。它们与“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政治算数关心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的问题。相反，自1562年以来，伦敦教区记录的死亡率不被用来估计预期寿命，而是用来预警瘟疫。出于这个原因，虽然记录了死因和地点，但直到1728年记录中才包含死者的死亡年龄。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等历史学家把17世纪末的伦敦保险业萌芽视为对控制未来和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风险后果的新态度。但这只对了一半。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经济出现了一连串“泡沫”，其中保险计划是最突出的。保险、养老金、彩票放在一起，法律通过将保险与风险的博弈游戏结合起来，加强了保险与赌博之间的联系。因此，发展现代人寿保险概念的障碍更多来自于社会因素而不是智力因素。直到职业界和中层人士（神职人员、医生、律师、熟练工匠）对家庭福利出现了新的态度，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基于数学概率和可靠统计的人寿保险。这种新的态度重视可预测性，它严谨而不靠运气，对家庭的供养高于对自己的供养。取而代之的是对投机性赢利的渴望。这是唐提式保险（即联合养老金制，tontine，一种集资办法，是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和彩票背后的动机，新的保险精神被死亡或破产引起的社会下行恐惧所支配。它承诺“今天富有的人，明天不会变穷”。这些新态度的出现标志着成立于1762年的“生命和生存公平保险协会”（Society for Equitable Insurance on Lives and Survivorships）取得空前成功。17世纪和18世纪，政府对收集统计数据的兴趣几乎全由军事或财政需求驱动。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保险让1783年至1789年间负债累累的法国倍感兴趣。在没有重大税收改革的情况下，政府被迫继续依靠彩票和养老金合同来弥补支出和税收之间的差距。这种权宜之计的定价需要精确的概率论技能和准确的死亡率数据作为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孔多塞关于概率计算的理论观点突然获得了紧迫的实际意义。同时，英国“生命和生存公平保险协会”的成功已经开始吸引许多法国人效仿，这也是政府的经济利益所在，因为政府将保险垄断视为另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
从18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以孔多塞、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和其他知识分子研究了许多社会保险计划方案，其中一些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另一些则纯粹是投机性的方案。孔多塞不仅仅研究别人的计划，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785年，孔多塞提出一项建议，设想建立一个普通的储蓄基金，将劳动者定期缴纳的款项投资于该基金，以应对过早退休或老龄化。孔多塞和潘恩的激进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正如亚当·斯密和杜尔哥所阐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建立在商业社会解放可能性基础上的激进主义。激励这两位思想家的哲学假设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些信念并不妨碍潘恩和孔多塞共同接受斯密的“立法者科学”（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的基本前提——国家的福祉与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福祉一致；大多数法规只对特权群体有利，对“立法者”最可靠的建议是笃信“改善我们生存状况的共同愿望”。与斯密和杜尔哥一样，孔多塞也热衷于自由贸易，理由是一旦限制性法律和财政特权被取消，财富就会呈现出一种“自然趋势”，从而实现平等。他与潘恩一样热衷于教育，目的在于“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指导，以便自己行使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而不盲目地屈从于他人的理性”。孔多塞还追随斯密，指出机械化的职业越多：“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愚蠢。取代学徒制的教育是对这一弊端的唯一补救措施，在一个国家，如果法律规定了更大的平等，那么这种弊端就更加危险。”潘恩的著作中充斥着与斯密相识的证据和对商业社会未来的热情。潘恩在《人权论》的“第一部分”中将伯克论证的“无序性”与斯密“从细枝末节到大规模”的推理进行对比。显然，他的英国史观大部分来自于斯密，更具体地说，他的累进税和死亡税的论证大部分来自于斯密反对长子继承制度和遗产的论点。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潘恩将自己的“土地正义”（死亡税）案例与从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到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sois-Noёl Babeuf）的“土地法”理论区分开来，这些理论的基础是对共同拥有土地的原始权利的呼吁。从一个面向未来的商业社会理论出发，这种独特的现代激进主义有诸多优势。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它使孔多塞和潘恩超越了18世纪关于奢侈和贫穷、美德和私利的老生常谈。至于利己主义，只有在静态的情况下才是一个问题。在未来，随着科学的进步，法律和公共机构的完善将实现“协调，使每个人的利益与所有人的利益相一致”。潘恩同样相信，改革不需要道德上的改善：“至于单纯的理论改革，我从来没有宣扬过它。最有效的过程是通过人的利益来改善人的状况。”他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社会的所有伟大法则都是自然法则。那些贸易和商业的法律——无论关于个人还是国家的交往——都是相互和互惠的法律。它们被遵循和遵守，因为这样做是各方的利益之所在。”以及，“我不在乎一些人有多富裕，只要没有人因此而感到痛苦就好。”这种从“奢侈”的语言中剔除道德谴责的做法，并不是大多数激进主义的特征。在《国富论》出版之前，人们很难将建立在适度财富等级基础上的政体概念与朴素而有德行的共和国概念分开。辩论的条件在18世纪初就已经在弗朗索瓦·费奈隆（Francois Fenelon）和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著作中确定了。“路易十四”最后几年的著名评论家费奈隆大主教于1699年出版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elemachus, The Son of Ulysses），该著作几乎立刻被翻译成英文，成为该世纪最受欢迎的书籍，也是该世纪重印次数最多的书籍之一。甚至在18世纪末，戈德温也声称，正义的人应该把费奈隆从大火中救出来。在费奈隆的批判中，“奢侈”与不平等的极端情况相关。该书描述了忒勒马科斯如何在一个伪装的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的指导下，学会了有德行的国王治理术。对于法国的改革，他描绘了一个没有奢侈品的增长计划。对外贸易将被限制在一个单一的、高度管制的港口，节俭法将消除对“奢侈品”的渴望，制造业将被限制在“真正的”需求上，奢侈行业的城市工人将被重新安置回土地。
《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据说边沁从小喜欢看这本书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回应《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年），是对现有商业经济的辩护。《蜜蜂的寓言》指出，“奢侈”或“多余的东西”并不局限于富人，而只是文明本身发展的新需求。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最初被认为是“多余的”的东西很快变成了“必要的”。更有争议的部分是针对商业社会所捍卫的语言的虚伪性。曼德维尔认为，道德和正义只是富人欺骗穷人的手段，支撑社会的基督教价值观仅仅是个幌子。人类不可能被理性和同情心所支配，只能被奉承和欺骗所支配。如果基督教的节制或自我克制果真取得了胜利，就像虔诚的辩护士所宣称的那样，那么结果将是一个更加平等，但更加贫穷的社会，因为平等和贫穷相辅相成。商业社会的矛盾之处在于，私人的陋习（对奢侈品的不断追求和对展示的热爱，一种完全自顾自的、伪善的自我利益）产生了公共的美德，这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经济使穷人不断获得就业机会。至少在两个方面，这场辩论有助于解释斯密在塑造后来孔多塞和潘恩的激进主义方面的重要性。首先，如果一种新形式的激进主义是可能的，那么在土地财政紧缩和自由竞争之间必须有其他东西。第二，如果富人只想从事炫耀性消费和挥霍性享乐主义，那么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无法容忍他们的地位。关于第一点，使曼德维尔对商业社会的描述如此令人不悦的原因在于，他否认（继霍布斯之后）社交能力是人类的天性。这意味着正义和道德不过是“熟练政治家”的发明。斯密否认社会只是建立在这种形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之上。尽管不能否认人类本性中的虚荣和妄想，但人类对改善的渴望并不仅仅表现为赤裸裸的自我逐利。人不只是喜欢赞美，还有能力做出值得赞美的行为。通过语言，人类被赋予了一种相互同情和理解的能力。这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被阐述为“公正的旁观者”之理念，并构成了斯密“道德情感”的理论基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一思想变得颇有价值。对基督教伦理学或古典共和主义的激进探索，导致孔多塞的遗孀索菲·德·孔多塞（Sophie de Condorcet）于1798年翻译完成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通过第二点，我们看到斯密与18世纪对“机会”的态度变化有某种关联。曼德维尔赞扬所有形式的炫耀性消费，但前提是这些支出必须发生在家庭经济的范围内。有点反常的是，这意味着花钱的人成了英雄，泡沫时代的无节制对赌似乎获得了坚实的经济理由。《国富论》意义重大，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富人的消费创造了就业，但交换经济的长期发展取决于比挥霍无度的开支更坚实的东西。1763年至1764年，斯密从巴黎之行中学会了区分“非生产性劳动”和“有用的和生产性劳动”，前者是投资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标准。劳动分工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又取决于投资。因此，推迟眼前的消费并不仅仅代表着吝啬，反而证明了一种愿望。押宝在未来，这是18世纪赌桌上的不确定性以外的东西。正如保险业在17世纪开始发生变化一样，商业社会的概念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斯密对整个经济的概念中赋予“投资”以关键地位。到了17世纪80年代，这些变化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普遍。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机会控制的新概念和面向未来的商业社会为新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些先决条件，但孔多塞和潘恩于90年代提出的全面国家范围和收入再分配的激进主义，只能用美国和法国革命在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的激进主义观点来解释。美国革命对1789年之前十年间的激进主义观点影响深远。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法国的激进思想产生的影响与对英国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事实上，美国革命在两国激进主义者的视野之间产生了根本性分歧，这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的激进主义很难理解法国的思维方向。失去美洲殖民地的英国加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自乔治三世1760年登基以来，宪法的平衡已经被打破。辉格党人对复兴的狭义解释是指“经济改革”；在激进派中，“复兴”指更频繁的议会和更广泛的选民。但是，尽管美国危机在少数激进派中激发了新的诉求，但激进派本身（尤其是在1783年之后）却处于守势。没有人提议英国应该效仿美国的做法，成为一个共和国，激进分子也继续坚持“我们的混合政府形式”。相比之下，在法国改革者中，对英国混合政府形式的尊重减少了。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时代，对英国宪法和英国文学的钦佩相当普遍。但美国革命和英国战败的影响在于，英国的宪政自由模式和它所吹嘘的混合宪法从未给人们留下真正深刻印象。英国模式的衰落也加强了法国平等主义和反贵族的倾向。近代早期许多形式的共和主义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我们需要一个有德行的贵族，这种假设不质疑贵族存在的政治经济理由。最后，美国人的成功导致了共和主义思想的更新和现代化。到了17世纪80年代末，法国人已经不认为共和制只适用于古代世界，只适合于小型同质城邦，但是这种观点在英国仍未受到质疑。法国人认为欧洲应该采用美国的共和制，而从1787年开始，法国将国家危机归咎于贵族，并呼吁建立一个现代的商业共和国，摆脱等级制度的束缚。18世纪80年代，潘恩到访巴黎，加上他在美国的经历，也解释了为什么潘恩的激进主义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如此不同。潘恩早在1776年的《常识》（Common Sense）中就批评了“混合政府形式”。在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英国激进分子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公开蔑视英国混合宪法所谓优点的人。他还公开敌视贵族阶层。英国需要的不是恢复“平衡的宪法”，而是“政府制度的革命”。至少在有一个方面，潘恩仍然比他的法国盟友更接近美国经验。这涉及到共和国的含义。早在《常识》中，潘恩就将共和国视为一个没有君主制或世袭制的社会。在1791年以前的法国，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意义上的共和国。18世纪80年代，孔多塞认为自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但他所谓的共和是为公共利益而治理的意思，并且与开明的君主制相当兼容。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方面，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认为美国模式不能移植到欧洲。首先他们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可以与欧洲君主制相提并论的大型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小型共和国的联邦。其次，抛开奴隶制不谈，美国人口生活在相对平等和轻松的条件下，没有世袭贵族和封建历史的负担。最后，无限制获得土地和农业自给自足意味着美国没有受到欧洲商业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的侵蚀。最初，这些是学术上的分歧。在1791年夏天之前，很少有人愿意质疑这位新任“法国国王”的资格。但在1791年6月21日，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路易和他的家人逃离了巴黎，并留下了一张纸条，背弃了他在巴士底狱倒塌后正式同意的一切。他被抓回来了，而君主制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直接的实际问题。孔多塞和吉伦特派开始支持潘恩的立场，认为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共和国，需要驱逐路易。1791年7月，西耶斯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废除君主制会导致法国变成一个分裂的、派系林立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导致内战。正是为了回应西耶斯的问题，潘恩在《人权论》的“第二部分”中从根本上重塑了斯密对商业社会的描述，并提出通过社会保险和再分配税收方案来消除贫困的建议。潘恩以美国为例来论证共和制的可行性，说美国是“唯一在性质和实践上真正的共和制”。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必须证明美国的情况如何能够适用于欧洲，首先是英国。为了尽量减少西耶斯的反对意见，潘恩提取了斯密的要点。斯密指责重商主义、好战国家间的政治，潘恩只是将其等同于贵族统治和征服的遗产。如果没有战争和“旧政府制度”所强加的税收，斯密所说的“富足的自然进步”就会加快，就不再有“到处成群结队的可怜穷人”。对孔多塞和潘恩来说，进步与普及教育和从迷信到理性的转变密切相关。潘恩认为，君主制不可能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因为君主制、贵族制和世袭原则都与无知有关。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像美国那样的共和国取决于大致的平等和适度的财富差异。在欧洲，如果采取措施消除贵族的权力或防止新贵族的出现，那么西耶斯的内战和新贵族的幽灵就可以避免。与贵族制度一起出现的还有对派系和无知穷人的操纵。因此，孔多塞和潘恩既重视普及教育和重新分配的税收，又重视提供社会保障。对这三个领域的干预将创造出物质和精神条件，使现代共和国能够在欧洲蓬勃发展。因此，英国批评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最具威胁性和颠覆性。没有腐败和强大的贵族来贿赂穷人，没有神职人员来抑制他们的判断能力。相反，拥有受过教育的公民既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模式，又能认真履行其公民责任，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规划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不是对工业问题的回应，而是体现了将新兴美国（共和国）的成功条件移植到欧洲土地上的野心。虽然这个计划是全面改革英国税收制度和废除贫困率计划的一部分，但它也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辩论之后。孔多塞和潘恩的提议建立在18世纪下半叶两种主要的知识和制度进步之上。采用“概率计算”的方案，使救济贫困的法案成为可能，并将传统的贫困概念分解为普通公民生命周期中可预见的若干问题。作为商业社会发展的关键特征，它利用斯密对投资而非消费的关注，思考个人如何对生活过程进行更大的控制。这些提议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民主方案。在法国，1795年的饥荒和雅各宾派的实际破产导致这些计划的全面失败。在英国，潘恩空前的人气引起了深深的警觉。潘恩的人像在300多个城镇和村庄被烧毁（18世纪90年代英国保皇派的戏剧化事例）。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被压制。因此，当斯密被追授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伯克和马尔萨斯的盟友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1791年，伦敦漫画家James Gillray讽刺潘恩梦到自己在法国被审判和处刑
这种对历史的改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93年之前，第一批以斯密著作为基础的思想家和活动家都是左派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右派。无论斯密自己多么谨慎，政治上多么小心翼翼，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进步人士对斯密著作的解读，为贵族垄断以及保护好战和不平等国家的激进批判提供了基础。18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凄惨的科学”，并将其与进步政治割裂开来。斯密的宗教怀疑论和他对伟大人物的温和嘲讽被伯克和马尔萨斯取代，前者强调穷人的从属地位，后者强调贫穷（贫穷成了对抗肉体诱惑失败的惩罚）。孔多塞和潘恩的建议来自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影响，并带有一种将斯密的商业社会潜力与现代共和制形式结合起来的可能理想。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新的公民权语言越来越多地被对立的极端主义推到一边。一边是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和市场语言，另一边是社会主义和工人与资本家的语言。当代社会民主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游走，这两个极端都源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其最初的诞生地，恢复晚期民主启蒙运动的雄心，将个人自由和商业社会的利益与更大的平等、包容性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共和主义理想结合起来。